“代孕”在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。上溯到很多年之前。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，乌克兰开社会风气之先，率先将体外授精合法化，当年出生的一个女婴“卡佳”成为前苏联国家中第一个合法体外授精出生的孩子。2002年，在库奇马总统任期内，乌克兰中央拉达完成了“代孕”法律的合法化。这一议案的初衷受到当时生育权观念变化和影响，提倡每个人都有生育权。根据这项法律的要求，代孕各方无需申请政府部门的批准。当事各方在书面文件上签字显示同意后，即可认为具有法律意义。从确认怀孕后起，进行代孕的女性与其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不具备母子或母女关系，在出生证明上也不得写上代孕女性的名字。孩子属于在基因上与其一致的夫妇。在过去十多年中，乌克兰在经济上经历了剧烈的起伏，2004年、2008-2009年以及2013-2014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使得全国发展陷入停滞。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女性选择通过代孕获取生活所需费用。乌克兰极高的离婚率实际上为代孕商业化推波助澜——在2014年，乌克兰的离婚率高达42%。2018年，乌克兰官方数据显示当年登记结婚总数为有24.95万例，但同期离婚数量达到了12.87万例。

      大量单亲母亲需要打工养活自己和孩子，代孕就成为一种生活选择。
来自波尔塔瓦的玛琳娜甚至还没有结婚，就有了自己的孩子。随后，她就被男友抛弃了。她的经历和许多离婚女性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虽然受过高等教育，因为整体经济局面不佳，娜丽亚只能依靠做美甲获得一些微薄生活费。后来她看见了代孕广告。“报酬相当于给我四年的收入”，娜丽亚对笔者说。每个月她还可以获得补偿费，比她能拿到的工资还要高，最后终于下了决心。于是她的子宫内最终植入了一对中国夫妇的双胞胎胚胎。   按照《基辅邮报》在2016年的统计，外国夫妇的代孕花费总计约4万-6万欧元。其中包括1.8万-2万欧元的代孕女性酬劳和每月补偿费、营养费，6000-8000欧元的取卵和体外授精费用，5000欧元的医疗、哺乳和法律费用以及3000-5000欧元的中介费，以及2000欧元左右的捐卵费用——这一收费视客户的情况而定。其余的费用还包括部分旅行、住宿和额外支出等。
     据美通社在2018年的一次报道，在美国一些代孕合法化的州，一次代孕需要花费的费用15万-25万美元之间。显然，对于难以怀孕的夫妇来说，乌克兰是个合理的代孕选择。而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，又确保了必要的硬件设施。整个代孕的产业链完整，而且经过充分的商业化开发，例如，代孕中介方会提供若干个收费“套餐”，实现订制服务。   通常而言，在非基辅的乌克兰其余地区，一堆夫妇的月收入可能仅有数百美元。来自乌日哥罗德的代孕女性娜塔莉亚告诉我们，她和丈夫的月收入仅有450美元左右，但他们看中的一套40平米的小房子需要大约1.7万美元。这是她最后说服丈夫一起去做代孕的原因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已婚的代孕女性进行代孕，需要得到丈夫签字同意。   从匿名的信息来源了解到，2018年就有1500对以上中国夫妇在乌克兰寻找代孕。代孕中介已经形成流程链条，从体检、筛选、配对到孕期护理、医院选择和文件办理。客户按照流程进行情况进行分批支付。根据法律规定，代孕者在代孕之前必须已经有过生育，以降低她们对孩子的心理依赖。为了确保生育质量，甚至包括代孕女性的生活习惯也配合做出了改变。娜丽亚和娜塔莉亚告诉笔者，在怀孕前，她们就已经戒烟戒酒，生育之后也没有再吸烟和饮酒。    尽管如此，生育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很辛苦的。但对于娜丽亚来说，她更关心自己的生活，希望自己过得更好。娜塔莉亚对笔者说，第一次代孕之后，她终于有足够的钱买下自己想要的小房子。家人，特别是丈夫，不再激烈地反对代孕。家庭内部关系有了较好的改善。

   代孕在乌克兰虽有法律保障，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代孕，而乌克兰人口流失情况又比较严重，因此颇有一些政客希望修改法律，限制外国人到乌克兰寻找代孕。但在并不景气的经济情况，以及整个商业流程和模式都基本成熟的情况下，他们很难改变现状。   生活总是要持续下去的，这大概是乌克兰女性的共同想法。